王海曾是中国最有名的职业打假者，但在过去的10年，他仿佛在公开场合销声匿迹。王海为什么从舆论中心抽身而退？这10年他在做什么？他是打假英雄还是敲诈企业的枪手？在王海最近重回媒体关注视线之际，本刊记者告诉你一个更接近真实的王海形象。

　　南都周刊记者_齐介仑 北京报道 摄影_李欣

　　短裤，拖鞋，寸头，灰衬衣，从星巴克走出来时，王海有些火大，前些天才买的两部iPhone，其中的一个好像坏了，他这边喊了半天，对方一句都没听清楚，恨恨地骂了一句粗口，他晃晃悠悠地上楼去了。

　　办公室在16楼，面积不是很大，工位也就十几个，纸箱子杂乱地码放着，假烟假酒假药一大堆，散落在进门不远处，鸽子在窗前一圈圈地盘旋，呜呜的哨声响亮而悠长。

　　看到相机，王海有些慌神儿，他站起来挡住摄影记者的镜头，急躁地回身从背包里取出墨镜戴上，情绪这才好了很多。一位很熟悉的揭黑律师，几年前被打死在郊外，这让王海和他的搭档着实反省了很长时间，15年一线打假，伺机报复他的人，不在少数，面对媒体采访，这是他能想到的唯一的自保方式。

　　一边招呼助理倒茶，一边隔着浓黑的椭圆形镜片，继续方才的谈话。摄影试探性地问，你这两个小镜片能起多大作用呢？抬头想了一会，王海有些尴尬地说，其实，还是管点儿用的。

　　是打假还是敲诈？

　　作为打假斗士的王海，在过去的10年，已经很少在公开场合出现了，媒体的报道与此前的火爆相比要平淡得多，自与“津成电线”打假败走麦城之后，王海的媒体形象和公众评价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。

　　2000年，王海第一次听说津成电线这家公司，爆料人在电话里滔滔不绝详述该公司产品质量如何之差，并邀请王海前去打假，为消费者维权。

　　听着挺感兴趣，王海带着助手不但去了位于河北任丘的工厂所在地，而且几日后，一行人又去了它在沈阳的销售公司，买了货，回到北京就起诉并举报了。

　　当时是怎样的原因让他如此仓促出手，王海至今遮遮掩掩不肯细说，他只是承认，当时那个举报人就是津成内部员工，跟公司领导有过节，找他打假是为了报复。

　　被打的公司没有闲着，先后几次派人到北京与王海交涉，甩给他总计10来万块，王海觉得这钱给得太少，起码得百八十万才合适，结果他收了对方这几笔现金后并没有停手，继续起诉。这显然不符合江湖规矩，激怒了对方。

　　《辽沈晚报》就此的公开报道，让王海第一次认识到了媒体并非总是和他站在一条线上，而他在电话里对津成电线喊价100万的录音，也在数日后该公司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被抖了出来，王海顿时灰头土脸十分被动，他的辩解显得苍白无力。

　　丢掉官司的那天，王海去了西安，他得知消息说，当地中国试飞院用过津成电线出了安全问题，他赶紧跑去想搜集证据准备反攻。在西安待了一天，拿到的证据其实并不充分，次日他飞往深圳，再从深圳去了南宁，在南宁，几经折腾，王海“疯了”。

　　王海解释说，当时主要是七天没怎么睡觉，刚一到南宁，被另一项目的打假对象激怒却无处发火，对方在电话里一通乱骂，他既摸不着又看不到。那天下午打车回酒店时，还把钱包给丢了，出租车停在已入住的酒店门口，他下车想让前台帮忙付一下车费还被服务员拒绝了，这成了王海爆发的导火索。

　　爆发的结果是，这家酒店的吧台和值班经理的办公桌被他砸了，王海主动报了警，如果再不报警，他怕自己收不住，情绪上来可能要动手打人了。

　　被民警带到派出所以后，王海觉得警察也对他态度恶劣，总是逼问他到南宁来的目的，要他提供能证明他身份的朋友。王海怒了，把派出所的窗户玻璃砸碎了，踢坏了办公室的门，还与几位民警发生了肢体冲突。

　　当天的南宁，瓢泼的大雨，在被四个警察按住之前，王海跑到门口，在雨地里打滚咆哮。他觉得自己这么多年打假问心无愧，居然被人冤枉官司还输掉，而且这一连好多天没睡觉，一路上没有一件顺心事，处处都有人为难他。

　　几个小时后，有朋友赶到了派出所，为了能免于拘留也给警方一个台阶，在赔付了一笔不小的损失后，王海被送进精神病院待了一周。

　　“差不多就是躁狂吧。”往后仰了仰头，王海回忆并承认说。

　　刚进精神病院头两天，大夫给开了大剂量镇静剂，王海睡过去了，其他的5天，每天早晨他都可以用身份证刷开三道门，出去锻炼身体或者与大夫聊天，吃饭以后回到房间里可以看看电视，随身带的两部手机能用来遥控外面的其他打假业务。

　　王海记得，院子里，风景不错。

　　重回公众视野

　　成立于1996年12月6日的“北京大海商务顾问有限公司”，注册资本10万，由四川东方希望集团刘永行无偿资助，中国青年报社此前看重王海打假的公益特征，免费提供了一间办公室让他用，公司成立后，报社象征性占了35%的股份，剩下65%都属于王海个人。

　　津成电线争端以后，王海被婉言劝离中青报，报社持有的股份顺水推舟还给了他，至此他不再与这家报社有任何关系。

　　虽然此后10年里，王海很少出现在媒体上，但他的打假其实并没有停止，他只是觉得媒体不再是他的盟友不再值得信任，另外有些代为维权的企业也不想被曝光，索性他就拒绝与媒体接触。

　　直到这一两年，间或接触了一些产品，比如2010年，他瞄上了金山毒霸和杰士邦，这几款产品受关注程度甚高，他一起诉就引起了媒体的围观，很多人惊呼，王海又回来了。

　　5月17日，王海在杭州购买了一套金山毒霸，在该公司官方网站上，金山称，这套产品数次通过国际权威的VB100认证，在AV-C认证中，金山毒霸病毒检测率全球第一。

　　王海以该公司涉嫌虚假宣传为由起诉了金山，金山马上回应说，这是工作人员笔误，随后更正这处消息并向公众道歉。

　　但王海对金山的追打没有就此结束，他坚持认为，除了虚假宣传，金山打的是民族牌，却在日本已经做了5年的免费使用，而且一直坚持对国内用户收费，这是歧视和欺骗中国消费者，是不能容忍的。7月28日，王海起诉金山虚假宣传的官司在北京海淀法院一审开庭。

　　被卷入王海打假序列的，除了金山毒霸，还有杰士邦。

　　2010年4月，王海的朋友在北京海淀区的一家超市，购买了“玛尼仕隐形”和“杰士邦超薄”两种安全套，送检后发现，这两款同为杰士邦产品的安全套，为同一进口医疗器械注册证，同一规格型号，质量、厚度也差不多，可是一款卖98元，一款卖49元，差了一倍，而王海通过合作的律师查阅了杰士邦进口报关单，这两款产品，真实成本仅为人民币2元。

　　王海觉得，杰士邦一直宣称自己是来自英国的洋品牌，实际上是名副其实的中国货，改头换面后攫取了暴利，等于是把萝卜卖到了人参价，“比贩毒利润都高”，这是误导消费者。王海一纸诉状将杰士邦告到广州天河区法院。

　　目前王海与金山、杰士邦的纠纷还未完结。至于为什么要高调打金山和杰士邦等产品，王海自己的说法与以前在所有打假事件上的说法并没有什么不同，“看他是假的就打啊。”

　　一边收钱一边谈理想

　　10年来，很少有人关注到王海打假之外的公益项目，而这却是他现在特别愿意提及的话题。

　　替商家打假查假，套路已经很成熟，为消费者个人维权的打假，打到最后常常会变成公益，而王海最大的公益项目，是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寿龙等人联合发起的和谐社区发展中心，从2001年开始，在某基金会资助下，这个项目做到了现在，而且还在推进。

　　2003年，王海和他的团队参与了公安部保护知识产权专项行动——山鹰行动，在关于这次行动的公开报道里，没有王海的名字，他说，他获得了经济回报，名声是公安部的，这样想想，也算公平。

　　打假的王海每年收入如何？王海的回答是，他现在是衣食无忧，想吃啥吃啥，想喝啥喝啥，进账的数字不固定，也不方便讲，“反正不能说十分赚钱，但还过得去，起码比你们记者多吧。”

　　王海的业务重头是帮企业打假，他前期查假的方式类似警方，除了可能以人海战术摸查造假者以外，多数时候会在造假企业里培植眼线，收买工厂员工，或者直接派人应聘去做卧底。

　　有时候为了查一批假货源头，调动几百名调查员的情况也是有的，这些调查员来自全国各个调查公司，一些尖端侦查技术也被利用上，他承认，这已经走在了法律的边缘。

　　多数时候，王海并不在他的办公室里待着，那只是“王海热线”的办公地点，通常会有几个员工在工作时间里接接电话，不忙时，办公室甚至还会上锁，可是一旦有案件确立下来，常年合作的律师和调查员们可以一呼百应地过来。

　　从1995年开始打假，王海的人脉资源，一步步累积，他打假的范围十几年前就覆盖全国了，目前他主要仰赖的资源是全国两百多家调查公司，他是中国调查联盟副主席，这些调查公司在信息上可以共享，人员上可以相互帮忙。

　　很多人会关心打假斗士的人身安危，直到今天，王海还未遇到真正危及生命的凶险，他说，这绝不是说没人收拾他，而是他自己特别在意，他十分警惕风险，每次作打假调查，一旦觉得风险好像有些大，保镖是寸步不离的，最多的时候，他有十几个保镖。

　　有一回在深圳，王海帮助一个小区成立业主委员会，开发商和物业公司找了一伙打手，恐吓他别搞，当王海带了40多个同样的小混混前去赴会时，对方的打手竟吓跑了。

　　王海说，他不怕明搞，怕的是暗算，没掉下来的鞋子，才最可怕。

　　王海喜欢谈理想，他说他没有把钱看得很重，很多人骂他打假是为了挣钱，可有些活动他根本不挣钱而且自掏腰包还要干，而且干得还不少，只是这些媒体都不愿意报道。

　　“骗子骗钱的流程，我都熟悉，像史玉柱，那不就是个骗子嘛，如果为了赚钱，那我干脆开个医院得了，一年挣个一千万，跟玩儿一样。”

　　不过，在打假这件事上，王海承认他谈钱是谈得最多的，可他又觉得这些钱是光明正大赚来的，本质上他还是追求公平正义的，和方舟子是一样的，赚钱并不影响他事业的正当性。

　　有知情人士向南都周刊记者爆料称，在金山毒霸打假中，王海收了金山某竞争对手的钱，而且在杰士邦维权中也有证据表明，他是在为杰士邦某一代理商做打手，该代理商此前靠销售杰士邦发了家，成为当地业务第一名，但他还是觉得利润空间小，就搞出了另一品牌与杰士邦搭售，并逐步排挤杰士邦。

　　王海对涉嫌做枪手的说法闪烁其词，他最后归纳说，打假可以两头通吃，拿一方钱打另一方，再向另一方索赔，这的确可以实现，但即便吃了，对调查公司来说，也没什么见不得人的。

　　“拿金山这事来说，谁说我是周鸿祎雇的，你随便去查嘛，查银行账号，查通话记录，根本就没联系嘛。”

　　一边下楼，一边继续聊，手机忽然响了起来，王海看了一眼，没接，他说，业务挺忙，又有客户找上门来了。

　　对话王海：“我是在追求正义”

　　从假货到假宣传

　　南都周刊：同样是打假，以前和现在有什么不同？

　　王海：以前主流渠道的假冒伪劣商品非常泛滥，而现在是欺诈，是纯骗，比如1996年，你卖一双耐克袜子给我，地摊卖5块，而你这个商场标价20元，真货可能卖40元。现在呢，中国名牌作假，比如某名牌袜子，它就是真货，但它说100%羊毛，其实只有一半，或者干脆就没有。

　　南都周刊：你是怎么判断一件商品是假货或者存在虚假宣传呢？

　　王海：以前我们打假，还要去商店看一下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，别把真的买回来。现在一看是中国名牌，买，是驰名商标，买，把产品和广告和说明书对一对，看它有没有那些功效，要么就去检测一下。

　　现在虽然还是有些小厂在做假冒伪劣产品，但不是主流了，假货一眼就能看出来，比如你去市场买一个苹果手机，四百块钱，不用问就知道是假的。

　　南都周刊：也就是说，纯正的假货少了，虚假宣传的正规产品多了？

　　王海：没错，假货少多了，地下经济的欺骗性在变弱，我为立邦漆打过假，假货的确有，不过只要消费者别贪小便宜，通过正规渠道购买就好了。

　　先收钱再打假

　　南都周刊：既然打假多数是非公益的，那你收钱的标准和流程是怎样的？

　　王海：我主要是为厂家打假，为消费者个人打假常常是公益性的，赚不到钱，如果厂家委托，收费就很明确了，一个case多少钱，是有行情的，不是我随便喊的。

　　在我成立公司之前，其实有一些律师事务所、知识产权代理公司、商标代理机构已经在做这件事了，只是作为买家，我是中国第一个成立公司去索赔的。

　　前些年的行情，查一个造假工厂，收费一万美元，现在调查公司太多，报纸上密密麻麻的，竞争惨烈，这个事2000块钱都有人去做了。

　　另外有一类，比如假药，我们是按产品数量收费的，查一件货几百块钱甚至几十块钱都有，数量通常很大宗，我们通过联合工商、药监帮企业截获这批货，最后按件来计费。

　　南都周刊：一个案子从接手到结算一般周期会有多长？

　　王海：有的可能半年一年，有的就很快，最快的一两天就完成了，我们曾去查过一个制作假拉链的工厂，他每天都在生产，工厂是不设防的，随便人进出，我们大摇大摆进去看就行了，所以这个案子我们当天就给他办妥了。

　　我觉得我是个公民

　　南都周刊：很多人并不支持你这种收费式打假，你自己怎么看？

　　王海：挣钱没什么错，收钱并不影响我事业的正当性，就像你们记者做报道一样，调查一个黑幕很正义，最后也是挣稿费挣奖金的啊。我是光明正大地挣钱，本质上我是在追求一种成就感，在追求正义，是理想优先的。

　　南都周刊：很多人怀疑你表面打假实则两头通吃。

　　王海：那都是猜测。老实讲，假如说我就是枪手，对我自己来说，这也没什么见不得人的，只是没有雇主会承认，即便他找我们，也不会亲自出面的，你懂吧。

　　南都周刊：也就是说，这种猜测并非没有根据？

　　王海：这么说吧，有些人可能会给我们提供一些内幕，提供一些资金支持，这个是肯定存在的，但你说这个事儿跟谁谁有直接关系，那你是挂不上钩的，即便收了一方的钱打另一方，这其实也很正常，可你查不到证据，那就等于白说，你说我受周鸿祎委托，你去查吧。

　　我的打假，是一开始就把问题给他曝光，然后再打官司索赔，不是悄悄地先向对方要钱，谈不拢再曝光，那我不成要饭的了吗？

　　我本身并不缺钱，我是能赚就赚，赚不到也没关系。